作者：丁雄飛/西蒙·斯特朗格/嚴鋒

主持：丁雄飛（澎湃新聞《上海書評》記者） 對談嘉賓：西蒙·斯特朗格（挪威作家）嚴鋒（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

丁雄飛：西蒙·斯特朗格曾有過一次家庭旅行，目的地是挪威中部港口城市特隆赫姆，“二戰(zhàn)”初期他妻子的外曾祖父希爾施·科米薩爾和家人曾在那里生活。訪問中，斯特朗格在街頭看到刻有科米薩爾名字的“絆腳石”紀念牌，這些“絆腳石”是用來紀念在戰(zhàn)爭中遇難的猶太人的，遍布歐洲各地。當時，斯特朗格向他的兒子解釋了猶太人的一個傳統(tǒng)：一個人要死亡兩次，第一次是心臟停止跳動，第二次是他的名字被最后一次念出或記起。“絆腳石”提醒我們所有人記住那些逝者，只要他們的名字被念出，他們就依然活著。之后，斯特朗格開始調查科米薩爾的故事、科米薩爾家族的不幸，以及他們與挪威頭號納粹特工亨利·奧利弗·林南的隱秘關聯(lián)，最終寫成了具有家族自傳性質的歷史小說《光明與黑暗的辭典》。

小說于2018年出版后，好評如潮，榮獲挪威書商獎、國家挪威語協(xié)會文學獎，也在國際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已被翻譯成25種語言。近期，這本書的中文版由上海譯文出版社與群島圖書聯(lián)合推出。

西蒙·斯特朗格：我出生于1976年，今年49歲，在挪威奧斯陸長大，目前寫了21本書。我的書在34個國家出版，被譯成33種不同的語言。

我寫作上的一個重大突破就是《光明與黑暗的辭典》，英文名為Keep Saying Their Names，取自小說結尾處的“繼續(xù)念出他們的名字”。我很喜歡中譯本的封面，你打開書，會看到內封上畫著一幢房子，這是書中非常重要的故事發(fā)生地。在知道這個房子的故事之前，我已經當了15年作家。這個房子在挪威的特隆赫姆市，原來是納粹占領挪威時期的特工總部，很多人在這個房子里被折磨、殺害，我覺得這個房子里充滿了惡靈、怨靈。有一天，岳母跟我說：“西蒙，你知道嗎？我的父親原來就住在這里。”我妻子的家庭是猶太家庭，她的外曾祖父是在挪威被殺害的，她的外祖父后來逃到了瑞典，那時他們竟然搬到這個房子里住，這讓我感到奇怪。我一下子意識到我一定要寫點什么，關于這件事情，一個從大屠殺中幸存的挪威家庭怎么會搬到一個作為納粹邪惡象征的房子里，這個房子的歷史是怎么影響他們的，所以我就寫了這本小說《光明與黑暗的辭典》。

在歐洲有超過67000塊“絆腳石”，用來紀念被殺害的猶太人，他們的名字被刻在上面，嵌在大街小巷的道路上?？吹郊o念牌的時候，我兒子才十歲，他問我，“為什么他被殺害？”他睜著棕色的眼睛看著我說“我們也是猶太人嗎？”所以這本小說本身也可以被視為一塊“絆腳石”，它是一個紀念之碑，讓我們來記住這個人，小說是從他被捕開始寫，寫到他在集中營的生活，一直到他被殺害。小說里另外一個主角是秘密特工“林南”，我想借他的故事探討一個曾經懵懂的孩子怎么成為惡人。

丁雄飛：感謝西蒙的分享。請嚴鋒老師從家族史寫作的角度評價一下這本小說。我們知道，中國自古以來就有撰寫家史的傳統(tǒng)，在現(xiàn)當代文學里有不少以家族變遷為題材的創(chuàng)作，1980年代的尋根文學也包含了家族史寫作的成分。

嚴鋒：上世紀80年代我們有“尋根文學”，我覺得跟斯特朗格先生的小說有某種契合之處，因為他也是在尋找祖先的足跡。家族史的小說是關于一種記憶的，記憶是什么？記憶不是一個靜態(tài)的東西，它不是一個結果，不是博物館里的展品；記憶是一個過程，是一種追尋，是一種探索和挖掘，我覺得這是家族小說打動我們的一個原因。

從個人到家族，越是個人的，越是家族的，就越是民族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只有確認“我”的個體性、個性、民族性，才能在現(xiàn)代的世界上找到屬于自己獨特的位置，我覺得這是尋根文學的意義。但這里面還有一點差別，我們的尋根文學側重于“我”和祖先的對話、相互的看見，我在對他的追尋中跟他站在一起，我能分享他的力量、能量。斯特朗格的文學，其實是關于記憶，關于遺忘，關于創(chuàng)傷，還有罪孽，這不是抽象的概念，是從個人、家族出發(fā)，不斷地去挖掘、去看見、去連接，我覺得非常有力量。

丁雄飛：讀過《光明與黑暗的辭典》，一定會被它的結構吸引，全書是沒有章節(jié)編號或小標題的，每一部分都從一個字母開始寫，開始聯(lián)想。這樣敘述就在不同的故事、時間線和視角之間自由切換。整部小說有四條發(fā)生在不同時間段的故事線：希爾施·科米薩爾的、林南的、科米薩爾兒子的，以及作者本人的。這些線索在每個字母章節(jié)中交織出現(xiàn)，各自獨立發(fā)展，所以這是一種非線性的但又是按時間順序發(fā)展的敘述。

西蒙·斯特朗格：首先我覺得是自由度的問題，確實它可以自由聯(lián)想，按照字母排列的結構方式，能夠讓時間和空間消失或者說蒸發(fā)掉，能夠讓讀者在不同的情節(jié)中游走。比如說“B”這個字母，挪威語里以B開頭的單詞可以是地下室，也可以是血，在挪威語里B也是孩子，所以能夠有自由的流動，也能夠讓讀者感到意外，因為都是隨機的，讀者不知道小說后面會寫什么。

第二個原因，我想聚焦語言本身，我們是通過語言來理解這個世界的，語言是能夠導致行為、引起行為的，其實所有的大屠殺都是從語言開始的，語言會制造不同的區(qū)隔、不同的距離，因為語言，我和你是不同的，所以有了大屠殺，這就是暴力的起源。

丁雄飛：請嚴鋒老師談談對辭典體的看法，文學史上有沒有其他的例子？

嚴鋒：我特別喜歡辭典體小說，其實它在不同的文學中并不罕見，塞爾維亞作家米洛拉德·帕維奇的《哈扎爾辭典》，是非常了不起的文學經典。我特別喜歡的是韓少功的《馬橋詞典》，也是關于記憶的。

這里面有一個很奇怪的現(xiàn)象，《馬橋詞典》非常打動我，我非常感動，可是誰會對一部辭典感動？辭典是一個很抽象的東西，它是碎片的，又好像是很概念化的，但文學應該是整體的，關乎于情感和故事，這兩者怎么能夠結合在一起？不過我現(xiàn)在反而對這個事情有一些理解，辭典是特別關乎記憶的，辭典就是保留人類文明的記憶，它本身有一種記憶的結構，記憶又有一種辭典的風格。記憶是系統(tǒng)的、整體的嗎？它是有一個故事一樣的東西嗎？不是的。記憶就是碎片化的、零散的、非線性的，它不斷在那里跳轉，就像一個易逝的流動，這聽上去很像一種現(xiàn)代小說，所以很多現(xiàn)代小說也是關于記憶的。

我甚至想到，今天，記憶是什么？記憶就是網絡，互聯(lián)網。網絡是不是碎片化的，不斷地在跳轉？而且是多維度的。斯特朗格先生找到了這樣一個形式來展現(xiàn)記憶，我覺得這個形式和他要創(chuàng)作的題材——家史的寫作，是特別契合的。他剛才講到人有兩次死亡，第一次是身體的死亡，第二次是記憶的、詞語的“死亡”，我聽了是非常震撼的。今天我們對語言可能會有一個新的認識。語言可不僅僅是語言，海德格爾說“語言是存在的家園”，我們以為這就是一個比喻的說法，可是我們今天看到一個字面現(xiàn)象的呈現(xiàn)，恰恰是AI的興起讓我們看到了語詞的魔力。語詞和我們這個世界原來有一堵墻，現(xiàn)在正在被技術所道破。我們知道“一花一世界”，“一詞”也是一世界，所以每一個詞語、每一個名字后面都有靈魂，甚至是一個個的世界，因為你今天就能夠用語言去召喚亡靈，去構建世界，這時候文學的意義突然又呈現(xiàn)出來了，語言對于我們也有了新的意義。

《光明與黑暗的辭典》用辭典的方式，用語言的方式，跟我們的祖先建立一個聯(lián)系，在這當中有一種世界的重構，這個重構中，他的任務不僅僅是個作家。我從一個游戲玩家的角度，重新看辭典體，發(fā)現(xiàn)其實它是游戲，為什么？因為它就是一個個的碎片，是拼圖，或者說類似拼圖游戲，它需要解謎，讀者需要把它拼貼，每個人的拼貼結果都不一樣，但是你需要努力，而拼貼的過程是什么？“過程”是我現(xiàn)在特別喜歡的詞，也跟AI相關，因為AI只有結果，可是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需要過程，記憶是需要過程的，拼貼是需要過程的，游戲也是需要過程的，它是個非常嚴肅的事情。去重建，這才是真實，而不是我告訴你一個現(xiàn)成的故事，有開頭、高潮、結尾，那是現(xiàn)成的線性，在今天我覺得這個有點假了。今天的文學是要給你很多材料、碎片，很多的線索，你自己去整理，我覺得這是對讀者的尊重，文學不應該是被動的喂養(yǎng)。這種被動的喂養(yǎng)現(xiàn)在太多了，比如網絡的營銷，比如算法，就是一種投喂，而文學就是反抗這種算法和投喂，去激發(fā)每個人的個體性、主體性，或者叫讀者性，或者用另外一個詞“游戲性”，但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話題。在這個過程里我們就建立了廣泛的聯(lián)系，看似不一樣的概念、動作、人，把它們連接在一起，這個連接需要你自己去找，當你找到的時候會非常驚訝，非常震驚，這就是文學的力量。

丁雄飛：西蒙在小說中講述了一個他的妻子遇到新法西斯分子的情節(jié)，這個情節(jié)基于事實。我們也沒有忘記，2011年挪威發(fā)生了一起駭人聽聞的恐怖襲擊事件。我想問西蒙，文學應該如何回應這些揮之不去的歷史遺緒？又如何幫助我們穿行于記憶、創(chuàng)傷、現(xiàn)實與未來之間的地帶？

西蒙·斯特朗格：我不認為我的小說能拯救世界，但是我們每個人還是能夠做些事情的。我是個作家，我就寫作，憑借寫作，我能夠有更多的旅行，能夠和更多的挪威人見面，向他們講述法西斯主義的危害，讓他們意識到這種危害。在寫作和閱讀過程中我們會想象自己是別人，所以說閱讀是一種同情、移情的學習、教育的過程，這是我們在當下仍舊需要的。

丁雄飛：接著問嚴鋒老師，同樣和這個話題相關，就“拒絕遺忘”和“延緩第二次死亡”而言，您認為記憶，以及對遺忘的抗拒，對于我們理解當下世界具有怎樣的重要意義？在您看來，文學如何幫助我們在當下的世界中找到自身的位置？

嚴鋒：這真的是非常重要的話題，我覺得在今天特別重要，為什么呢？它跟真實有關。大家有沒有這樣一個感覺，我們越來越失去鑒別真實和虛假的能力，失去一種真實感，所謂“后真相”的時代，該怎么辦？真實太重要了，沒有真實，哪來的信任？沒有信任，哪來的連接？沒有連接，哪來這個社會？這時候，我們突然發(fā)現(xiàn)還有文學，就是在技術、鋪天蓋地的影像、AI制造的這些人工的東西后面，我們還有一個非常傳統(tǒng)的文學，還有文學的真實。為什么說文學是真實的？它是一種特殊的真實。

西蒙回答了為什么文學是一種真實，它不是給你一個結論，它不是投喂，它是一種追尋，是一個過程，而這個過程就是去跟我們的過去對話，包括去看見那個過去，去尋找我們祖先的足跡。這是一個個人化的過程。“個人”很重要，到最后我們相信誰？我們先從自己開始，我們要先相信自己，這是真實的起點。但我們不能停留在這里，如果我們只相信自己的話，就會陷入自戀，我們還要走出自我，怎么走出自我？這里面需要一些路徑和橋梁。你們去看小紅書，現(xiàn)在“家史”寫作開始流行，這不是偶然的，我也做過關于家史寫作的播客節(jié)目，我也寫自己的家史，我發(fā)現(xiàn)這和真實有關，每個人都需要抓住一些真實的東西，我的生命和生活的起點，我的信任的基礎，我自己，我和我的父母、爺爺奶奶，就像一個同心圓，我們用這種方式不斷地去把這個網絡擴大，去重建一種連接，然后我們抗拒的是什么？抗拒遺忘，抗拒對記憶的重塑。現(xiàn)在各種東西都要來改變你的記憶，記憶本質上是一種權力，遺忘更是像潮水一樣，要把我們淹沒，因為今天是一個碎片化的時代，記憶是非常短暫的，好像時間都消失了，生命的根本處于危險當中，但我們現(xiàn)在又回到了一個非常傳統(tǒng)的文學，而且是一種家族史的寫作，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起點，不光是對逝者的尊重，也是對信任的重建，讓我們看見遺忘和歧視的后果。就像斯特朗格先生講的他太太在酒吧里遇到的新納粹和一種新的暴力，我們如果能夠知道這些，就能夠有所警惕和防范，并且能夠去抵抗遺忘、延緩遺忘，也許最終我們沒有辦法戰(zhàn)勝遺忘，至少讓它緩一緩。

（本文為斯特朗格中國行上海站活動對話，標題系編者擬）

《文匯報》 （2025年5月09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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